(赛众产品信息网讯)
近年来,“毒豇豆”、“毒生姜”、“镉大米”等事件不断发生,人们对农产品及食品消费安全的信心不断下降。农产品质量安全下降,追根溯源,就是耕地污染日趋严重。因此,加大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切实保护好耕地,是事关人民群众“米袋子”、“菜篮子”的重大民生工程。
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0.5亿亩耕地受到中度或重度中毒污染,已经不适于农业耕种,但大多仍在耕种。耕地土壤污染治理成本大,周期长,很难逆转,已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据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台盟重庆市主委李钺锋委员介绍,导致耕地土壤污染的原因较多,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及城市工业(园区)点源污染、农村面源污染及农村工矿企业污染。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但治理的重心仍然在城市,城市污染治理力度大且点源污染治理相对容易。相反,由于重视晚,农村环境治理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污染排放持续放大与治理设施欠账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排对耕地土壤及水体构成严重威胁。
据重庆市调查,农村多项环境指标排放贡献已超过城市和城市工业,如生产生活COD排放贡献率占全市总排放量的60%。农业外部投入品大量增加或使用不当,农村大量污染物直排,不仅是耕地土壤多项污染的直接来源,还造成抗生素、激素等土壤污染问题。重庆市农村环境污染存在的问题在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农村具有代表性。
李钺锋提出,针对目前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实际情况,我国先应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在“十三五”期间把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左右;二是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投入力度,弥补农村公共环境治理设施欠账,提升农村环境治理能力,尽快遏制污染蔓延势头;三是应针对中西部发展滞后,公共财力弱的实际,农村环保投入应适当向中西部倾斜;四是扩大“以奖促治”、“以奖代补”中央财政资金配置比例,充分调动省级政府对农村环境治理投入的积性;五是把农村环境治理投入,包括农村公共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行维护资金,纳入中央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常年财政预算,逐步改变目前以项目资金带动、呈现出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建立起财政长效投入常态化治理机制。
他还表示,针对农业外部投入品持续增加、畜禽粪便替代功能持续降低的现状,必须调整过去种粮奖励化肥等相关政策,制定畜禽粪便、农村生活垃圾及秸秆资源化利用政策,包括有机肥生产和使用的激励政策、农膜回收政策等,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鼓励循环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包括对养殖种植结合较好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优先纳入农业政策性保险、加大奖励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