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保健联盟网讯:中美两个发展中和发达世界的大国共同宣布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高政治决心,气候变化在继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再一次频频出现在中文媒体上。但似乎气候变化从一开始就是个舶来品,即使是我们国内的专家在表达或解释碳度、峰值目标时所采用的名词、理论、模型和情景方法学几乎都是“拿来的”,显得总不那么自信。
一、他们如何看待我们?
因此人自己都不禁存在两种疑虑,一是气候变化怀疑论,气候变化是不是西方阴谋论?气候变化是不是有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发展(GDP主义)要为减排(环境主义)让路吗?考核和问责是玩真的吗?二是贡献怀疑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过实质贡献吗?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在未来15年可能超过四成、人均排放超过欧盟乃至OECD峰值水平,发达国家减排的还不够增长的,是不是会陷入道义孤地?我们是不是积重难返?
他国看待同样有两种论调,一是拥抱论,欢迎加入减排俱乐部,即使只是“加入”就意义很大,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气投资等方面进展迅速,联合声明破除了气候界长久以来的“你不下水、我也不玩”的博弈困境,如果能根据“科学”要求再增加些力度就更好,这是大部分国际机构和主流媒体的观点。
二是脱离论,发展中的亚非拉兄弟可能会觉得走得太快了、跨阵营了,印度某部长称与站在一起已经损害到了印度的利益,曾经的战友Jayram Ramesh撰文称印度和中、美、欧不在一个水平上,印度一味坚持20年前确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国家(工业化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发展家)作为当前气候公平的原则已经没有意义了等。
2015年巴黎会议在即,我们显然有更复杂的局面要面对。
二、用模式的方法解决模式的问题
在对待上述四种分歧时,修正式的反应无非更激进和更保守,激进者恨不能2020年就解决所有问题,保守者认为还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教旨,弯道加速容易翻车。
事实上,在确立碳减排目标时下了很深的功夫,有其自在的逻辑,2009年确立的碳度目标,调的是在30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的经济效率提升,2014年确立的峰值目标,调的是在当前发展和环境矛盾激增、经济新常态下降速转型的长远愿景,是个百年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之间的重大历史性节点。
排放峰值和非化石能源目标而不是明确的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这蕴含着两种增长余地,一是发展性排放增长的余地尚在,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2030年基本完成城镇化过程,“胡焕庸线”的另一侧仍有20年左右的发展期;二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增长的余地尚在,未来主要支撑峰值实现的路径是依靠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非化石能源,即降低单位能源碳度,不是要抑制合理需求。这是一个渐进式的、中而不庸的目标,还不排除在更新的时势下加快步伐。
在治理的诸多方面上,规模之困是个很难破解的大问题,这在环境和气候域也概莫能外,要有用模式方法解决模式问题的信心,找到自身改革的逻辑。

